做农民喜欢的科研,写科学家喜欢的论文

下午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改革契机下,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当下机遇与挑战、未来走向等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主要是国家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对科研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作重系统现有的科研体系已经有一些跟不上国家要求。事实上,中美贸易及疫情以来,国级层面在不断地提科研要坚持“四个面向”,近期更是要求做有计划的科研。从我个人认识上,我其实一直以为国家层面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性科研,很多大的事情,没有国家层面强有力的导向性和计划性,靠自觉是不可能完成。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原创性科研大概率是计划不出来的。后来在科学网上看到有人总结:工程应用型研究应该以计划性为导向,而基础理论应该以自由探索性为主,感觉还是很有道理的。

很显然,作物遗传改良是一个偏应用型的领域,真正的性原创工作在这领域发生的概率并不大。当然不是说没有,毕竟孟德尔遗传规律、转座子等重大生物学发现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原创代表,但是在植物生物学尤其是微生物生物学等的强势发展下,作物学领域的生物学研究其实已经处于跟跑地位。

三十年之前成立重点实验室时,在当时植物生物学发展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领导者率先提出了发展生物技术以提升作物遗传育种的策略。实事求是地讲其后连续的五次获得重点实验室体系评估的优秀就是得意于这个战略性部署。这种部署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也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实验室在众多作物中克隆了大量的功能基因,也发表了大量的高水平论文,使得在比拼SCI论文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相当出众。然而,随着其他综合性大学和机构甚至是一些地方院校大举进军生物技术,这种优势日趋消失,危机到来。

讨论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评价体系的改革可能是实验室重新焕发生机的根本。但是毕竟评价体系的改革是全社会都在讨论的问题,一两次主任会议显然难以提出根本性的方案。在讨论发言中,彭少兵老师提出的“做农民喜欢的科研,写科学家喜欢的论文”,我倒是觉得点破了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危机的根源所在。这些年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把一批又一批年轻老师隔离在了农业以外,想方设法在作物中复制拟南芥和其他植物学领域的研究,写期刊喜欢的浮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