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回国一个月之后，借北京学习期间的短暂休息时间补记下来的。真正动笔时才发现，许多细节已变得模糊，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写起，原有的感触也已不再鲜明，遂匆匆收笔。此类随记，终究还是应当趁记忆犹新时尽早完成，方能保留最真实的情绪与体验。此次延误，亦应引以为戒！
去程趣事
历经半年的申请、准备和报批等环节，我终于于3月16日踏上了前往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参加XIM6会议的旅程。关于出国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周期较长，许多细节已逐渐模糊，便不再赘述。此次去程的航班需要在北京和慕尼黑两次转机，行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插曲。在北京下飞机后，意外遇到了作物所的周所和中农的倪院长，我们正好乘坐同一航班从武汉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等待了将近五个小时，从晚上十点一直到次日凌晨近三点，终于登上了飞往慕尼黑的航班。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对白人夫妇，带着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们一直在安抚不停哭闹的孩子，确实非常辛苦。空乘人员多次向我致歉，表示打扰了我的休息。实际上，我对此并不太介意，毕竟我在飞机、高铁上的状态本就是半睡半醒，就是累的“出油”（每次出差只要超过三个小就会出现脸、头发十分严重油腻的现象）。
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四十多分，我抵达了慕尼黑机场。下飞机后，在机场喝了杯咖啡，吃了早餐，此时时间尚未到八点。我原打算早点进候机厅找个地方小憩一会儿，但通关时，手中使用的在武汉机场打印的登机牌，始终无法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建议我前往汉莎航空的服务台更换登机牌。在更换登机牌的过程中，我发现汉莎航空设有志愿者服务站，且有不少志愿者正在协助旅客。考虑到时间尚充裕，我便向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情况。出于兴趣，我决定报名参加他们的志愿者计划。在参与志愿服务期间，一位工作人员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航班置换计划，作为补偿，他们将返还我400欧元（在我回国前已经入账，算是给我小孩赚了点糖果钱，回国途中全花了）。我想，反正没有其他安排，便欣然同意。最终，他们将我原本从慕尼黑直飞塞维利亚的航班更换为“慕尼黑—苏黎世—塞维利亚”的航线，仅比原计划晚到一个小时。下午两年多，终于在苏黎世登上了前往塞维利亚的航班。
实际上，这是与上次时隔近九年，第五次前往西班牙，心中是有一点点的小期待的。在塞维利亚下飞机后，我原本打算乘坐公交前往酒店，但由于身上没有兑换现金，只有一张信用卡，最终还是选择乘坐出租车前往会议酒店。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意大利人，途中我们聊了不少关于疫情期间他作为意大利（欧洲的最先爆发地）在塞维利亚的亲历与异闻，也谈及在大危机下人性的脆弱。他也谈及曾到访过中国的西安、北京等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表示赞叹。全程约20分钟，根据政府规定，从机场前往塞维利亚市区的出租车实行统一定价，为25欧元。我与司机聊起这一政策，他也坦言，作为旅游城市，政府此举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交通秩序，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借机宰游客的意味。酒店其实与国内酒店基本没有差别。
会议感触
XIM6的全称为“第六届Xylem International Meeting”。根据会议主办方的历史回顾，XIM会议起初源于约2013年在法国里昂由几位学者发起的小型学术交流活动，随后逐步发展为国际性会议。该会议通常与美国的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的主题会议（比如上一次主题是Multiscale Plant Vascular Biology）错开举行，采取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形式。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XIM会议的参会规模也逐渐提升。自第五届会议起，主办方开始对参会人数进行严格限制，例如本次XIM6便将人数限制在120人以内。我了解到这个会议，主要通过X平台上大家的分享。由于疫情原因，我未能参加XIM5。
首先是会议的开幕式极为简洁，没有任何领导出席，也没有主席台或台签，仅由两位组织者简要介绍了会议的筹备过程及基本情况，整个开幕式仅持续了五分钟。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会者仅我一人，连同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现场的华人也不过两位。事实上，自2019年回国以来，我便愈发明显地感受到，当前国内从事植物学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普遍对宏观生物学（即器官及以上层次）存在一种天然的轻视。即使在生态学领域，许多研究者也往往以从事数据分析类工作为荣。
当然，对于一个学术会议而言，最核心的仍是报告内容及其引发的讨论。本次会议共安排了十场主旨报告及数十场遴选报告。由于部分主旨报告人未能到场，加之大多数报告由年轻博士后及博士研究生承担，整体学术水平确实有限。这种情况可以理解，毕竟该会议聚焦于一个较为小众的研究方向，数十份报告中难以保证全部高质量。值得肯定的是，与多数大型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的报告极少涉及已发表的成果，几乎所有报告内容均为尚未发表或即将投稿的研究工作。这种分享方式的优势在于新鲜性和探索性，为同行提供了更多可交流的前沿问题。总体而言，我感受到，尤其是在年轻学生群体中，欧美科研人员对自身研究工作的那份“自信”令人钦佩。我认为，这种自信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热情与自我认同具有意义。
从报告内容来看，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水力学领域对新技术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众多高端技术手段正在不断被引入其中。例如，三维建模技术、基于激光的细胞原位膨压监测系统等，已在多个研究中得到应用。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Tim开发的可视化系统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工具。
当然，除了报告本身，学术会议的另一核心价值在于与参会同行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此次会议期间，我见到了此前分别在西班牙和美国实验室共事的同学与师兄弟。在交流过程中，大家更多地感慨于近些年科研环境的艰难，论文发表与项目申请的门槛日益提高，科研压力持续上升。其中，一位来自德国的朋友提到，近年来德国的科研资助体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原本以分子机制为核心导向的资助系统，现已开始对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有所倾斜。他介绍说，过去德国的植物生理生态研究几乎绝迹，但近年由于大量分子生物学研究难以实现实际应用，资助体系正逐步进行“纠偏”，开始重新关注更具整合性和应用价值的方向。当然，这一判断是否全面尚未可知，我本人也尚未向其他德国同行求证，仅作为交流中的个体观点记录于此。
申办XIM7失败
会议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申报2027年XIM7的主办权。在申报之前，我曾与团队的学生和导师进行了沟通，我是认为，在只有一个中国人参会的情况下，争取的难度很大，但依然决定积极争取。为此，学生们为主体准备了PPT，我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者介绍了武汉及华中农业大学的基本情况，同时也汇报了中国在植物水力学领域的科研队伍和研究基础。当然遗憾的是在最终的投票环节中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大会最终投票决定，XIM7将于2027年在南非举办。
塞维利亚印象
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塞维利亚。按照会议主办方的安排，参加了数小时的城市参观活动。塞维利亚（Sevilla）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首府，以其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而闻名。
实际上本次会议所在的塞维利亚大学地理位置相对较偏，距离主要的历史文化遗迹约需步行一个多小时。会议主办方精心组织了集中参观活动，带领我们游览了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Río Guadalquivir）畔的黄金塔（Torre del Oro）——这是一座建于13世纪的防御塔，现已改建为一座小型的海军博物馆。还参观了建于15世纪、被誉为世界最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塞维利亚大教堂（Catedral de Sevilla），以及融合穆德哈尔、哥特和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阿尔卡萨尔王宫（Real Alcázar）。根据导游介绍，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曾在此取景。此外，我们也游览了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其周围装饰着描绘西班牙各省特色的彩色瓷砖壁画，还挺有意境。期间也走过了圣十字区（Barrio Santa Cruz），这是塞维利亚的老犹太人居住区，以狭窄的街巷、粉白色的房屋以及遍布橙树的庭院著称，充满了独特的历史与生活气息。但是实事求是，带着浓厚西班牙口语的导游介绍，我听懂的确实不多。似乎也只有她自己在不断滴发出笑声。
整体感觉塞维利亚的城市建设风格还是很鲜明，那就是旧而不破，城市公共卫生一般，但也没有说脏乱差。因为之前在西班牙生活过两年多时间，我这一次也利用从会场到宾馆路途中大概3公里的距离，走了走他们吃超市、小吧等地，确实没有能感受出来的变化。超市的商品依然是中国制造为主，蔬果、啤酒、红酒等都十分便宜，酒吧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