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这些年里，生活与工作的旋律似乎总是在不断的转换中，而 2025 年亦不例外，只是这种变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深层的微调。许多此前悬而未决的事情，在这一年虽未彻底画上句号，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结构上的定型。节奏逐渐变得稳定，投入与回报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开始变得可以预期。现在回头看，2025 年并不是一个节点鲜明的年份。
在科研主线上，还是坚持始终围绕着稻田周年尺度高光效的高产稳产机理解析与技术集成展开工作。前几年，团队更多是在忙于搭框架、建系统，反复验证各种科学假设是否成立。而到了 2025 年，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显现出一种可以长期做下去的定力，我们的重心不再纠结于研究是否值得，而是转向了更深层的机制与科研故事性拆解。今年我们干了一件近乎疯狂的工作：将团队成员全部放到农民田，围绕湖北省的大田生产实际开展了大范围、高强度的实地采样调研。虽然这一举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那种从泥土中获取的一手数据，相信将为我们后续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与此同时，新一轮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调整，为我的岗位近乎推倒重来。由原先的水稻栽培生理岗调整为再生稻高产栽培岗，坦率地说，这一方向此前我本人涉猎并不深，更多是团队中其他老师在做。然而，当岗位调整成为既定事实，对再生稻也没有了回避的空间。于是，2025 年自然而然地开启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再生稻生物学。目前，我已稳定安排了四名学生，分别从机械损伤、再生过程调控以及品质形成等角度切入研究，并对中南四省的再生稻产区开展了系统的取样调研。这种转变其实就是一种被现实压迫的临时应变，希望能成为意外地开辟的新成就场。此外，在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的支持下，我们开展的江汉大米基地调研也已进入收官阶段，希望能为地方产业贡献实实在在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在团队层面，2025 年的科研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成熟度的提升。博士后刘俊洲顺利完成了阶段性训练，入职中国农业大学担任副教授，并陆续在 New Phytologist 等期刊发表了多项工作。博士生 Natthamon 和朱顺金分别发表了邀稿综述，张巧芸和沙起砬也都有稿件处于审稿流程中。然而，多数学生的工作推进并不顺利，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尽如人意，一些往届学生的论文修正过程也异常漫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起砬，她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将实验室入门课题完整走完并形成论文的学生。在此前的博客中也曾提到过，实验室对于所有新入组的研究生，都会安排一个相对独立的小课题，通常是在复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一点有限的创新。截至目前，真正把这个过程完整走完，并最终形成论文的，只有她一人。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如果大多数学生都能具备这种持续推进的能力，团队整体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当然这只是设想。好在，在后续的学生中，已经开始隐约看到一些相似的影子，比如程唯拉。是否能够坚持并最终完成，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教学与公共事务也在这一年迎来了质的变化。从 2026 年开始，我将正式承担林肯学院的双语课程《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这是我第一次在全英文环境下完整设计并执行一门系统的基础课程。尽管目前的准备工作并没开始，课程结构与内容仍需大量时间打磨，但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自我挑战。与此同时，2025 年社会服务的投入明显增加，频繁往返于产业走访、调研、农民培训以及校内各类管理事务。校内各类会议与管理性事务也呈现出一种指数级增长的状态。此外，还承担了学院南湖青年论坛分论坛的组织工作，并持续参与农业农村部、国家实验室等相关例会与协调事务。
在学术服务方面，这一年我加入了包括 Functional Plant Biology、Rice Science、《作物学报》等在内的共七本期刊编委会。团队主办的 Crop and Environment 也在稳步推进中，按照当前评估节奏，2026 年影响因子有望超过 8 分，登顶农学领域。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但同样也意味着更高强度的学术责任。
在忙碌的缝隙中，家庭生活也翻开了新的篇章。随着孩子爷爷奶奶回老家，我们开始完全独立承担起两个孩子的育儿责任。老大读二年级，老二进入幼儿园大班，虽然学习任务尚未参与，但生活节奏明显不同。这一年，我们全家还完成了一次北疆环游，实现了一个家庭小目标，也为紧绷的一年留下了些许温情的亮色。
当然，2025 年并不全是坦途，也有许多令人深思的遗憾。首先是在团队运行层面。虽然这一年科研投入的强度和尺度都明显上升，但团队内部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同步完成升级。力推的Analysis Book没有很好执行，学生的数据处理、假设变化和思路调整等缺少系统记录，导致目标漂浮。周总结，也总是反反复复有人不愿意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管理学生规则几乎没有作用，只要我不过问，规则就是摆设。其次，所谓全面“智慧化推进”，在 2025 年基本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未真正进入执行状态。安排的一个学生，干了一年，开题不过，提出转导师申请。再次，2025 年，团队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使用 AI 工具，但作为负责人，我并没有及时给出清晰的引导边界，已经出基于AI的敷衍泛滥。第四，在资源和经费层面，同样存在被动的问题。2025 年的不少工作是被任务推着走的，经费结构和资源配置更多是在应对当下需求，而非提前布局。虽然事情大多还能完成，但这种状态本身并不健康，它让一些本可以更从容展开的工作，始终带着赶进度的压力。
展望 2026 年，挑战依然沉重。首先是经费层面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随着“十四五”逐渐收官，而“十五五”尚未真正启动，科研经费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过渡真空期已成为事实。寻找资源是未来五年的核心瓶颈。与此同时，产业体系任务的全面调整，意味着全新的方向的布局，如何在完成体系任务的基础上，干出一点成绩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此外，2026年国家体系中研究室的活动由我承担，目前还没有谋划好。教学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全新的课程体系，势必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重新构建。团队层面，真正的考验或许在于热情与激情的维持。随着团队规模扩大、事务复杂化，单靠任务驱动已很难长期支撑积极状态。如何让学生保有对科研本身的兴趣与投入感，是一项比技术问题更难回答的命题。也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或许正因为不确定性仍在，继续把注意力放回问题本身才显得更加重要。科研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年能走多快，而在于是否还能持续向前。只要工作仍然在推进、思考仍然在发生，那么进入 2026 年，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算是新年第一口鸡汤吧。